2023年4月27日
由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
与北京大学出版社合办的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北大学脉与精神传承’论坛暨
《传承：我们的北大学缘》新书发布会”
在静园二院举行
2018年以来，文研院先后举办了
五期“传承”系列讲述活动
乐黛云、厉以宁、楼宇烈、叶朗
洪子诚、袁明、韩敏中、段晴等
来自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不同学科的
26位北大教授为我们
讲述他们在不同时代与北大的缘分和故事
《传承：我们的北大学缘》书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适逢北京大学125周年校庆
文研院将这些故事整理集结
出版《传承：我们的北大学缘》
用文字永铭北大学人风采
让北大的学术风貌生生不息、薪火相传
让“先生”们的音容笑貌永不远去
《传承：我们的北大学缘》目录
《传承：我们的北大学缘》新书发布会会后合影
智识因学术革新，风骨由师道承传
“先生”们启山林先路
践行北大精神，又授业后学
用“传承”学脉
贯通过去、现在与未来
“让新生们先走，让新生们先走。”
时隔61年，袁明教授依然清晰记得1962年北大西语系迎新会上，时任副系主任李赋宁先生对学生的呵护关怀和谦谦君子风度。“大先生们”音容笑貌与精神风范，在如今业已成为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北京大学燕京学堂名誉院长的袁明看来，仍是汲取无尽的精神养分，而像她一样的北大老师，也正以“传承”为使命，培育和托举着一代代更加年轻的北大人。
01
治学之“传承”：继承开拓、对话反思
“传承”之于北大，是以学术传承为纽带的师生相继，是一代代北大人站在前贤的肩膀上不断探究未知、向上攀登。
学脉渊源有自，“传承”便化为北大学人内心的省察与自觉。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段晴将她及其所在的梵巴专业学术传承概括为“开拓、发展、创新”，段晴1978年考入季羡林先生门下学习梵语、巴利语专业，而作为中国印度学的缔造者，季羡林也成为段晴与古代语言结缘、深耕的引路人。1980年，季先生亲自为段晴争取到了去德国留学的奖学金，使其获得了去汉堡学习古代于阗语的机会。
1980年，段晴（右一）陪季羡林先生（右二）访问德国
2006年6月，为了中国国家图书馆收藏新疆出土的残破文书一事，段晴最后一次见到季先生，彼时的季先生已“看不清人的模样”，却“仍然摸索着，依然流利地用笔亲手为我们撰写了最后一封信”，并将传授梵语、巴利语的事业之志业向段晴反复嘱托。段晴回忆道：
季先生说：‘段晴，有你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我在北大工作，是季先生的弟子，这就意味着传承责任的重大。
季羡林先生手持吐火罗文残卷
除了学术实绩的继承和开拓，季先生的治学精神也经由段晴等学人而不断承传、发扬。季先生类比游泳“把学生推下游泳池，有能力的，自然就会游了”等教学方法，“没有东西，不用写”的治学要求，一方面让段晴形成了自学习惯和创新意识，也成了她培养叶少勇等学生的准则。“边学习边踮着脚尖够”、鼓励自己学生做第一手资料的研究，让青年学者在学术入门伊始，便站在国际前沿水准的科研实践之中。这也解释了为何作为冷门绝学，北大梵文专业能够在77年间迅速发展，在三四代学人的坚守中不断书写新的风景。
“传承”不仅是知识在师生之间的单向度传递，更是基于师生平等学术交流的双向互动，以及由此形成的学理反思。“切实的批评才有真正的传承”，北大历史学系教授刘浦江通过组建集体讨论的方式，鼓励学生对老师的论述展开严肃而细致的批评。
刘老师每写出一篇文字，无论是随笔式的，还是论文式的，都会有一个机制，就是集体讨论。刘老师上来就说，一句好话不要说。他鼓励我们挑错儿，我们也像打了鸡血一样热衷于找他的错误，学术批评在师门里成了日常。
其中既有对具体观点认识的辩难博弈和推进，同时也有研究范式的转移和整体思考框架的突破。这让他的学生、现已成为北大历史学系助理教授的苗润博受益实多：
学术研究的本质在于拓展人类思考的边界，北大的老师恰恰是这个边界。
苗润博（左）与刘浦江老师（右）唯一的合影
师生之间的平等学术对话与商榷蕴含着代际之间的学术推进，更昭示着对真理永恒的追求，这也正是“传承”的重要意义。
‘传承’是为了青年；我们为了青年，也就是为了未来。
在对话和反思中“传承”，使得北大学生既能继轨前贤统绪，又让在研习中挑战“权威”成为日常。而正如苗润博所言，具体学术观点的商榷，不仅无损于学者的格局和境界，更真正体现学者的影响力。做学术不随波逐流、时时有所进益和突破，也让北大成为学术争鸣、百花竞放之处、成为一个充满无限可能的地方。
02
为师之“传承”：敬畏学术、热爱学生
传承，是对学术传统的体认与继承，更是向后辈的育教与传递。正如韩启德院士所言：
大学里的传承，最重要的是靠师生的纽带。
北大的“先生们”，不仅以深厚的学养和崇高的学术成就诠释着如何“做学者”，更身体力行着成为一名老师的命义。伴随着一代代“新燕”成长为“北大教师”，“师之道”即在其中承传。
为师之道，是谨慎诚挚的精神自觉。张鸣教授1977年进入北京大学中文系读本科，在北大求学的阶段，他遇到了许多具有感召力的老师，无论是新中国成立前就在老北大、老清华、老燕大任教或学习的吴组缃、林庚、阴法鲁、陈贻焮，还是20世纪50年代在北大学习、后来留校任教的赵齐平、乐黛云、褚斌杰、袁行霈，虽学术兴趣、性格各异，但却有一点共同之处：“热爱教学，把三尺讲台视为神圣之地。”这正是北大中文系已故系主任费振刚“敬畏学术，热爱学生”的八字准则，也成为张鸣作为老师一直坚守的初心。
北大文学七七级毕业照片中有中文系34位先生和老师
为师之道，是日用而不觉的言传身教。1990年，还是本科学生的周飞舟跟随王汉生老师去江苏昆山做田野调查，在这一过程中，他被王老师的热情、真诚的人格魅力和渊博、卓越的学识见地所感染：
这次昆山调查是我本科四年中最重要的一次经历，我当时心里只有一个想法：将来无论做什么工作，都一定要成为王老师这样的人。
这次调查也坚定了周飞舟学习和研究社会学的志向，他认为，自己与王老师的情谊，也正是费孝通先生所言人与人之间心心相印、不言而喻的感通。
我在她眼里和心里一直没有变过，还是她的第一个学生。我们做师生，后来又做同事好多年，她还是不断地原谅我的冒失和不懂事，还是护犊子一样地护着我。我也一样没有变过，一直努力想要证明给她看我是好样的，我会让她自豪。我期望她看我时的眼神，她和我说话时的语气，能够由关怀和期待变成满意和喜悦。
2011年，王汉生老师（前排左三）生日
2015年，王老师查出了癌症，在短时间内便溘然长逝，留给周飞舟以永远的怀念：“但我扪心自问，我的努力还是从来没有中断过，我们是永远的师生，我永远要证明给她老人家看。”也正是由于王老师对自己的赤诚与关怀，周飞舟决心“以学生的心态去当老师”，用承传北大老师对学生的包容、理解与关切践行“师之道”，让师生继替绵延成精神气质连贯的生命系统。
为师之道，更是北大人代际师承的嘱托与使命。对于学生来说，“传承”是对老师的尊重和认同，愈是对老师的人生际遇多一份了解和体察，就会对老师的境界多一份敬意，并将传承的愿望视为一种责任。孙庆伟教授始终记得导师李伯谦先生对他的叮嘱：
他多次说邹衡先生是当之无愧的商周考古第一人，他自己也始终处于三代考古的第一阵营，到了雷兴山师兄和我这一代，我们绝不能成为二流学者——这恐怕是他对我们说过的最重的话了。
李伯谦（后排左二）、刘绪（后排右二）、徐天进（后排左一）、孙华（前排左一）等北大考古专业教师在曲村
师从李伯谦教授三十余年，孙庆伟几乎从未听过李伯谦说过一句重话，但“他满满的期待”比责备更让孙庆伟“感到压力”；同时，李老师默默的支持，又令孙庆伟的前行充满动力。尤其是这番学脉传承的叮嘱，更让他意识到在北大任教，就是“要研究一流的问题，做一流的学问，当一流的老师”。学术精神和学术传统，也正是北大“最为可贵”的所在。
三尺讲台，桃李春秋，北大教师的精神，在师生之间的密切情谊、在自觉传承学术理路与上下求索的步履间传承不息。
03
立人之“传承”：精神滋养与“活泼的平静”
除了具体的知识方法和传道授业使命，北大学脉的传承，还是一种精神谱系的沿承，即严家炎教授所说的：
不但学问的终极目标应该为了人生——有益于人生，而且治学态度也是人生态度的一种表现。
从学问到为人，北大的“先生们”在精神和思想认知上对学生皆有特别的感召力，成为一代风标。
北大学者用平易近人和精神气质，带给学生以人格熏陶。正如袁明教授所言：“北大的老师，以‘学’为本，以‘学’奉己，以‘学’乐群，以‘学’育人。”
北大的每位老师“都是一本生命的厚书”，他们不仅传授给学生具体的学识，更引导学子求真向善、向往真理，给予学生精神的滋养。在求学从师的过程中，袁明始终感到被北大老师们的精神所托举。
在复习备考研究生时，英语精读课老师陶洁与袁明互通信件，为她把关英语写作并加以鼓励；而至跟随王铁崖先生读研究生，袁明则对北大的师承与学脉有了更深刻的领悟。王先生在1979年的一封信中这样写道：
青年人更有发愤图强的精神，希望也主要寄托在你们身上。我已年老，国际关系史这门学科已经中断了二十年，现在我想用部分时间把它拿起来，主要是想用我的余年帮助一些有为的青年，为国际关系史这门学科打基础，使它在我们国家里生根结果。
袁明回北大读研究生时也已34岁，但是王先生的重托和时代的驱遣，使她“顿生一种拼命的精神”。生命不息，周而复始，北大国际关系史学科与社会科学的发展，就在一代代学人的使命与责任中更新成长、砥砺致远。
王铁崖、陶洁两位老师写给袁明的信
北大的人文化育，不仅在于立足燕园，更能够眺望世界。“在被北大优秀教师群体托举的过程中，我逐步养成的是一种文化能力和修养。”回忆学生时代，既有国学底蕴，又有西学的经历与修养的北大老师们，至今仍让袁明感念万千：
我现在也七十多岁了，有了自己的人生阅历，再来忆想自己的老师们，对他们的精神底色，有了年轻时没有的体悟：中学西学虽都为‘学’，但如打通叠加，其丰满与多彩，可以创造出新的智慧亮色，而新的亮色会打动新的人。他们对中学西学都有一种通透的感悟，现在看来实在了不起。
程乐松在“传承：我们的北大学缘”讲述活动上作分享
“北大给我的滋养，是一种自觉、一种活泼的平静。”北京大学哲学与宗教学系教授程乐松在北大求学的过程中，感受到燕园所具有的学问的深度、视野的广度、情怀的高度和亲切的温度。“师生的个体精神和智识史一起构成了一所大学的传统和精神内涵，而每一个体的精神和智识史的回顾又必须以大学精神的整体图景为出发点。”在研究道教的过程中，程乐松坚守北大道教研究思想史与宗教史相结合的学术脉络，解读道藏中的隐喻性文字，以可解的方式呈现伦理行为。以探究中国人的文化心灵为志业，在宗教研究中沉潜、乐此不疲：
踽踽独行，其道不孤。持续塑造一种可能是盲目的但支撑着自己坚持下去的信念，是北大的恩赐，我不知道它从哪里来，从哪位学术大师的心灵和学问中传递下来，但我知道它在那里，照耀着我以及我们。
在精神契合、相互滋养中承传文明衣钵，使“北大人”这一名称更具生机意蕴，在立身行事中将个体嵌入这座园子的精神谱系，回望长路远山，更有以寄将来。
04
“北大”是一种精神
静园通向未名湖的路旁，矗立着蔡元培先生、李大钊先生的铜像，90年代中期，陈贻焮先生曾带着张鸣老师在正对着塑像的路口“恭恭敬敬鞠了三个躬”，那份对“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崇敬、对北大前辈学者的敬仰也由此更加具体；如今，两尊铜像前仍常摆满鲜花，袁明教授常去像前静立，她在这些表情坚毅、目视远方的北大先贤像前“心就能静下来，思路也会清晰起来”。“每次我走过，都会觉得受到了前辈的注视。”邓小南教授如是说：“我们来去匆匆又忙忙碌碌，又是否能够成为他们当年期待的那个样子？”
蔡元培先生像
蔡元培先生、李大钊先生等先哲以毕生的成就奠定了北大特有的风范，他们所塑造的风气和潮流不断影响着一代代北大人，这也正是北大“学脉”和“精神”的涵义，是恪守学术尊严、关切人类文明的“大历史”。北大师生间代代“传承”的是治学理路，为师之道、立人之基，“北大”也由此在学缘相承中成为一种绵延相续的精神，弦歌不辍，历久弥新。
在一代代师生之间传承和守护的“北大精神”根植于北大的使命与初心。北京大学自诞生起便与中华民族命运相关，探求中国未来的理想道路，也塑造着中国的品格。正如袁明教授所言，“一方面是面向世界的时代气息，一方面是厚重内敛的中国人文精神。”在家国大任、文化兴替的历史现场，在每个北大人生命体验的痛和乐之间盘旋、形塑并生长定格。125年来，北大的精神魅力在一代代北大人的坚守中积累和传承，成为永恒的精神依循。
“传承：我们的北大学缘”活动现场（2018年9月21日）
“传承”是渗透在学术之中的生活方式。以杰出的前辈学者为榜样、以学脉的延续作为学术生命的准绳，以北大精神的传承作为自觉义务，正是“传承”的内在价值，“传承”北大的学缘，也正是延续北大的精神血脉。它以每个人为载体，是站在未名湖边的每一次远望，是与燕园风物的每一次相逢；既是怀着赤子之心关切时代风云，也是冷静叩问着历史过往，并不断追求和憧憬着未来。
（左起）刘凤翥、邓小南、邓广铭、田余庆合影（1992年）
邓小南老师与学生们在文研院（2019年11月4日）
“传承”是知识、学问，也是精神与境界。正如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院长邓小南教授所言，“传承”不仅仅是一种学术活动，更是一种严肃的机制和开放性的实践，这正是文研院“涵育学术，激活思想”的宗旨所在，也成为北大学术更新发展的不竭力量。
燕园，是出发点，也是归心地。回溯来时足迹，发掘北大学术理念和精神传统，“传承”是一种风气和潮流，存在于历史与当下；而也正是这不曾断绝的传承和积累，让我们有勇气面对未知的未来，带着时代使命与作为北大人的责任，砥砺不息，继续向前。
